是非袁仁国，沉醉酱香43年

22023年9月9日。

身陷囹圄的原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突发脑溢血死亡。殃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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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五年前，2018年5月6日，茅台集团的大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周日，深夜。两个不同寻常的时间点，预示着将有要事发生。

神情肃穆的与会者，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疑问和期待，他们面面相觑，急切地想在对方脸上找到答案。

子时左右，答案揭晓。

62岁的茅台董事长袁仁国被免去董事长一职，由59岁的集团总经理李保芳接任。

宣告一出，举座哗然。

这个任命，不但让茅台人猝不及防，更出乎袁仁国的意料，因为他刚刚拿到前往澳大利亚考察的机票。”显然，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更非他所愿。

从1975年进厂，到2018年被免职。在茅台蹉跎43载的袁仁国，迎来了“袁时代”的终结。

那一夜，即便再醇香的茅台，恐怕也难以浇灭萦绕在他心头的愁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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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仁国的免职，瞬间便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在关心他下一步将走向何处去的同时，也更加好奇他“意外免职”的背后故事。

对于自己的突然卸任，袁仁国曾给过一个解释，说自己是“到龄退休”。不过，这个理由很牵强，牵强到不值一驳。

首先，袁仁国只有62岁，和65岁退休的老厂长季克良相比，他还有年龄空间。季老能干到65岁，他这个把茅台送上巅峰的老总，同样也可以干到65岁，甚至更长。

其次，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袁仁国这一任期需要到2019年才能结束，他这明显属于半途而废。

第三，接任者李保芳，仅比袁仁国小三岁，并没有明显的年龄优势，而且他在茅台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三年。

所以，用年龄来掩饰卸任的尴尬，很难让人信服。

伴随着迟迟没有新的任职，坊间对于袁仁国的各种猜测也甚嚣尘上。

2019年5月6日，距离免职整整365天。央视网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微博。

“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包场看《战狼2》，违规持有记者证4年”。字少，通常意味着事儿大，在短短数语中，人们读出了其中的端倪，面纱背后的真面孔，可能马上要现身了。

果不其然。半个月后的5月22日，靴子终于落地，袁仁国被带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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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

1956年10月的某一天，秋风乍起的赤水河畔。

在距离仁怀县50多公里外的后山乡新山村，老袁家添丁两子，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双胞胎中的老大，在家排行老二，所以村子里的人从小就叫他“袁二”。

袁二从小聪明灵活，有一股钻研的劲头，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村中有阅人无数的老大爷曾断言，其子可塑，未来可期，能成大事儿。

读书的时候，袁仁国随父进了县城，在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袁仁国如愿考取了县城高中。1973年，正当他雄心壮志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他的“人世间”开始了，他和弟弟一起来到离家不远的中枢镇插队。

1975年，在完成两年的插队生活之后，在仁怀政府上班的父亲找到时任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开良，通过好友关系把袁仁国送进了厂。

当时的茅台酒厂，虽然不像现在这般如日中天，但也绝对算得上小县城里的好单位，毕竟老底子在那，怀仁的巷子虽深，但茅台有名气啊。

端上铁饭碗的袁仁国，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他从车间的技术员开始干起，先是学习制酒，后来又学制曲，从酒的起糟、运糟到酒醅入窖等都了如指掌，在车间工作的七八年间，袁仁国基本上掌握了最基础的酿酒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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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负责技术的，正是从无锡轻工学院食品发酵专业毕业的季克良，季克良比袁仁国早进厂十多年，是“技术大拿”。他每次下车间的时候，袁仁国都会跑前跑后，抓住各种机会请教。和其它工友相比，袁仁国更善于学习和钻研，确实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事业在干。

这一段车间岁月，也是袁仁国最引以为傲的，他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自己既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也是一个酿酒匠人，从粮食到装瓶，每一道工序都骗不了他。

除了活儿干得漂亮之外，袁仁国还能舞文弄墨，干一些文化上的“细活”。他不但材料写的好，而且字也写的特别漂亮，这在八十年代，算得上稀缺人才。于是，在车间工作数年之后，袁仁国被调入厂办，负责文秘工作。

干了几年行政工作之后，袁仁国重返车间，成为车间主任。

从技术到行政，再到车间，在行政与技术之间的交替历练间，袁仁国迅速成长，也由此开启了晋升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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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休怨曲生醉，利锁名缰更醉人。

1991年，袁仁国迎来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切，始于1986年开始的国家企业等级评选。茅台酒厂积极响应，也开始了申报，但连续数年都被拒之门外。

1991年度评选，正当茅台酒厂纠结报不报的一筹莫展之际，袁仁国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说我可以试一试。

厂长一听，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就试试吧，而且小袁同志年轻脑子活，说话也在档上，说不定这事能成呢，评不上也没关系，就浪费几张车票的事儿。

于是，胸有成竹的袁仁国收拾行囊，单枪匹马直奔京城。有着老字号品牌的加持，再辅以袁仁国巧舌如簧的推介，硬生生把评选小组给说动了心，给他留了一盏通往最终评选的灯。

数月后，喜讯传来。

获评国家一级企业，让全厂上下对袁仁国刮目相看，看来这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小伙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当年，袁仁国被任命为茅台酒厂副厂长，正式进入企业管理层。

此后，拾阶而上。1997年出任副总经理，1998年升任总经理。

2001年，袁仁国执掌茅台，正式开启“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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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讲，袁仁国不但懂技术善管理，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先发制人的营销意识。

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袁仁国分管销售。而这个时期，也是白酒行业的至暗时刻。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国有糖酒公司基本都受到了影响。雪上加霜的是，当年还发生了山西朔州假酒案，这次假酒事件，让整个白酒行业都坠入了低谷。

除此之外，鲁酒的异军突起，让它们应接不暇，疲于应战。

说到这里，必须要提一提90年代后期鲁酒的“三足鼎立”。

秦池酒业的姬长孔，靠着“标王”广告效应直接轰出了十亿加的业绩，成为最炙手可热的一款白酒产品，它的年销量超过茅台和五粮液，当年的秦池之盛，犹如今日之茅台。

而来自济宁的两家企业孔府宴和孔府家，同样也不甘示弱，拉起了广告大战，加入到标王的争夺战中，孔府宴在夺得首届“标王”之后，赚的盆满钵盈。

尝到甜头的三家酒企，对“标王”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于是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价格之争。最终秦池以3.2亿的价格夺得1997年“标王”。

这一次的天价“标王”，也由此成为鲁酒折戟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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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袁仁国和他的茅台。

鲁酒火拼之时，茅台只有看的份。不过，像鲁酒那种玩法，终究是走不长远的，白酒的扛鼎者，还是茅台和五粮液这一对“绝代双骄”。

不，那个时候的茅台，还难以望五粮液的项背，五粮液是一骑绝尘的独秀儿，茅台只是个跟班而已，它们的中间，还隔着很远一段距离。比如，五粮液2001年营收47.42亿元，茅台只有16.18亿元，仅为五粮液的三分之一。

此情此景之下，袁仁国不急是假的。

袁仁国意识到，依赖于计划时期的调拔，已经行不通了，要想奋起直追，必破必立。于是，在接手茅台董事长的当年，他力排众议成立了销售公司，招揽最为得力的销售干将，自己亲任董事长。

效果立竿见影。

七年之后，茅台逆袭，成功超越五粮液，年营收突破80个亿。此后，五粮液渐渐地连茅台的尾音都听不到了。2017年4月，茅台一跃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酒类制造商。

在袁仁国被免职的2018年，茅台以超万亿的市值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茅台市值越来越高，却距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果袁仁国止于此，那么此时此刻的他，可能正在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再醇香的美酒，醉过，醒来后也只是宿醉一场。

但在人生歧途上沉醉，却会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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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仁国从19岁开始进入茅台酒厂工作，直到2018年被免职，他在茅台工作了43个年头。

他当了18年的茅台上市公司董事长和8年的茅台集团董事长，虽然集团在上，但作为核心产业的上市公司来讲，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掌门人”。

不过，彼时的茅台，远没有今天这般舍我其谁的霸气，别说是被五粮液吊打，就连川中泸洲、晋中汾酒等这些老牌酒企都干不过，包括后起之秀的“鲁酒三雄”孔府宴、孔府家、秦池，也照样在市场上拿捏它。

除了“国酒”的光环，茅台并没有太多可圈之处，尤其是安于计划调配的现状，让它们忽视了追逐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观同行，一个个做得风生水起，秦池的姬长孔，敢拿3个多亿竞争央视的“广告标王”，孔府宴的江廷华，把孔府宴的招牌做到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甚至还上了飞机的机身。

都这个时候了，如果谁还相信“酒好不怕巷子深”，谁就是第一个倒下的。

作为分管销售的袁仁国，在担任副总经理的初始，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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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是白酒行业的“至暗时刻”，茅台也迎来了最艰难的时刻。这一年，茅台酒厂的计划目标是2000吨，但已经到第三季度了，仅仅才完成五六百吨的份额，年终目标恐怕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销售副总袁仁国同志急了，即便是天天闻着酒槽里的醇香，此刻也变得寡淡无味，难以解愁。

好在，袁仁国早就为销售留了后手，这就是茅台营销团队18人“敢死队”的经典故事。袁仁国带着17个精兵强将，立马军令状，走南闯北贯东西，大城小县敲门入户，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建立销售渠道。

茅台的绝地反击，也正是始于最艰难的1998年。

在袁仁国团队的努力下，茅台顺利完成了2000吨的目标任务，较上一年度增长13%，这也是茅台历史上最好的销量。

袁仁国深知，活跃在各地的代理商们，才是茅台真正的创造力，抓住了他们，等于抓住了茅台未来发展的七寸。

所以，2001年他担任总经理之后，同步成立了销售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

此后，茅台的市场份额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 茅台全年营收达到82个亿，一举拿下五粮液，坐上头把交椅，完成了对五粮液的超越。要知道，七年之前，茅台还只是五粮液的三分之一。

由吊打到逆袭，茅台开启“飞天”之路。

从“求人卖”到“求人买”，茅台在市场上气势如虹，这主要得益于日渐庞大的销售团队。

当年的18人“敢死队”，已经成为近千人的大团队，分布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和专卖店，也从1998年的一百多家，扩大到2000多家。在全国开花的同时，茅台还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布设了大批代理商，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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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的经销商签了一家又一家，它们的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直至2012年，达到历史的峰值。销售的人多了，自然会面临一个配给的问题。

如何分配，便成了一个内含玄机的“大学问”，而这个决定权，多数都落在袁仁国手中。

袁仁国的办公室门前，永远门庭若市，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袁总的召见。很多时候，即便他们手中有条子，都未必见上袁总一面。

伴随着茅台的急速发展，袁仁国也愈发地开始膨胀。

茅台成为“硬通货”，这是它有别于其它酒品的专属特质。拿到即赚到，这几乎是酒水行业的共识。所以，只要你搞到指标，有渠道拿到茅台，根本不用销售，一转手都会赚到巨额的利差，这样的蛋糕，谁不想尝一口呢？

袁仁国当然明白，自己那只手握钢笔的手，一松一紧之间，就是哗哗的真金白银。

袁仁国控制的计划，除了茅台公司正常的指标外，他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照顾自己的家人和亲属，二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易，三是用于攀附巴结高官。

手握指标分配大权的袁仁国，像磁铁一样，吸附着周边的亲戚和朋友，这其中既有他的妻子、儿女，还有族兄弟和远房亲戚，甚至连他的司机和保姆，都因此获得了巨额的利益。仅他的妻子儿女获利就超过两个亿。

更多的时候，袁仁国则是直接变现，通过经销商或其它中间人把指标明码标价，然后进行买卖，那些曾经围绕在袁仁国身边的经销商们，其中不乏牵线搭桥的利益输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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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精彩的莫过于袁仁国和那些高官们的故事。

袁仁国与他们交往，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攀附。

大家还记得那个为了销赃，把茅台酒倒进下水道的官员吗？

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与袁仁国私交甚笃。

王晓光每当有酒局的时候，下属们都会提前准备好茅台，喝不了的，下属们就会主动给王晓光装箱拉回家，连别人送的带往家拿的，足足支撑起王晓光家人的专卖店。

除此之外，王晓光还长期做着茅台生意，他通过各种单位的名义，找袁仁国要额外的指标。同时，他还让袁仁国给家人和亲属批了四个茅台特许经营证，这可比一般的经销商厉害多了。王晓光的家人靠着这四个证，不到7年的时间就获利4000多万元。

在王晓光被查落马之前，他为了掩人耳目，销毁证据，就把年份茅台分批倒掉，看着满地的空酒瓶，闻着芬芳四溢的茅台酱香，王晓光的妻子不由心疼和感叹，倒不掉卖不了，喝又喝不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王晓光被查封时，他满屋子都是茅台酒，多达四千余瓶。

还有在贵州任职过的王三运和王富玉，他们都曾通过袁仁国，给亲属办理过茅台酒的经营权，或者增加指标配额等。

袁仁国的攀附，就是一个打造“靠山”的过程，对高官投之以茅台，对方自然也会报之以荫护。

2000年，比袁仁国年长3岁的乔洪，由省轻工厅副厅长任上空降茅台，出任茅台酒厂总经理一职，彼时的袁仁国是紧随其后的副总经理，同时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时任董事长的季克良，已经61岁，距离退休指日可待，乔洪的意外“空降”，让袁仁国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感。虽然乔洪此前没在茅台干过一天，但他的管理水平和营销策略并不在袁仁国之下。

事实也确实如此。

乔洪上任之后，祭出两个大杀器，一是开发各种系列酒品，档次不一，价格错次，适合各个层次的消费者；二是大举开拓市场，规模化设立经销商。他在幕后主舵，袁仁国带着他的“敢死队”挥斥方遒，全面铺陈。

从乔洪2000年任职到他2006年离任，茅台的销售额，从9.8亿跃升到62亿，直接翻了七个番，乔洪的成绩有目共睹，也得到了普遍认可。

乔洪越优秀，袁仁国的危机感就越重。

恰在此时，意外出现了。

2007年5月18日，因为涉嫌接受经销商贿赂，乔洪被立案调查。2010年1月15日，乔洪被判死缓。

这一年，茅台有两个大事，一是营收终于破百亿规模，二是53度的“飞天”飞越千元。

一年后，袁仁国顺利接任退休的季克良，出任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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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底，在距离袁仁国被免职的前一周，袁仁国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他远赴英国伦敦，拜访了全球最大的酒业集团帝亚吉欧，准备联手合作，将茅台送到全球市场。

岂料，还没等他把茅台送到帝亚吉欧总部品鉴，回来后就被送出了茅台大门。

2021年9月23日，在被查两年四个月之后，袁仁国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天，距离袁仁国65岁生日尚不足一月。

川黔之地的赤水河畔，流淌着古往今来的岁月，荡涤着匆匆过客。

有些水，流成了佳酿。

有些人，流成了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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