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范世涛：薛暮桥是开拓者，不是跟随者；他帮助中国经济走上增量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 薛暮桥

编辑 | 钟昕格

主编 | 王德民

薛暮桥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他在经济工作和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业绩，与他的生活一样，已经汇入历史的河流。

薛暮桥的经济思想有何特点？薛暮桥在物价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等过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搜狐智库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涛。他与薛暮桥之女薛小和合著的《薛暮桥年谱：1904-1052》不久前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范世涛

薛暮桥成长为经济学家，始于1932年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范世涛介绍，从此薛暮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通过理论与调查相结合识别问题的重要程度，选取中心问题进行研究。

1943年，薛暮桥进入山东根据地，从此转到政府部门负责经济工作，在山东创造了“货币奇迹”。谈及这一奇迹，范世涛表示，薛暮桥主持货币战有两个基本理念：其一，货币独立自主，建立根据地货币垄断地位，坚决排挤法币和伪币；其二，良币驱逐劣币，认为币值稳定的货币将战胜币值不稳定的货币。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原则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运用。

薛暮桥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帮助物价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在物价改革原则上，范世涛表示，薛暮桥经历过恶性通胀时代，明白币值若不能稳定，改革步骤快一点慢一点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关键的是管住货币，货币供应稳不住，不论价格双轨制还是非价格双轨制都会出问题，这是他的基本思想。”

货币制度方面，1948年从多种货币到人民币、多家解放区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战略设计和政策步骤来自薛暮桥。他还与徐雪寒合作，1983年推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化，剥离工商信贷业务，成立中国工商银行。

薛暮桥的经济理念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做出突出贡献。范世涛指出，薛暮桥1980年主持设计的改革方案提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商品经济。在这个目标下，个体户可以创业，私营企业可以发展，国有企业要改革。实施这种所有制改革战略帮助经济走上持续增长道路。

巴山轮会议部分与会者的合影 前排左起第七位为薛暮桥

以下为访谈内容精编：

搜狐智库：薛暮桥强调调查研究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的必要性。他为何如此重视经济事实和实践经验？他是如何深入实际的？

范世涛：调查研究是薛暮桥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的途径。他1932年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跟随陈翰笙从事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陈翰笙以理论联系实际著称，薛暮桥也将这种研究方法贯彻到在广西师专教学和新四军的训练中，注重培养概念与事实之间的联络关系。在调查研究时，他强调识别问题的重要程度，不要就事论事，抓住中心问题重点研究。

他在山东根据地时期（1943-1947）主持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委员会。他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调查研究委员会工作要照顾全局，围绕战略性问题开展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薛暮桥创立三个部级经济决策咨询机构，在经济学家和财经政策制定发挥了桥梁作用。这个时期他仍然强调经济决策咨询机构要围绕战略性问题调查研究。

搜狐智库：薛暮桥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贡献卓著。他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范世涛：薛暮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贡献很多。从理论上说，他往往是开拓者，不是守成者，他的认识往往不是现成概念，而是来自个人经历和对个人经历的认真思考。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他在1959年提出社会主义低级阶段或初级阶段思想。1978年薛暮桥公开使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概念，1979年他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写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序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发行量将近一千万册。

价格改革是薛暮桥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领域。

薛暮桥与中国正式聘请的国务院经济顾问、曾任五贤人委员会委员的联邦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明•古托夫斯基（Armin Gutovski，1930-1987）是好朋友。1981年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之邀访问中国，在咨询会议上他指出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薛暮桥与古托夫斯基在这个方面有高度共识。从1981年到1984年，薛暮桥反复强调这一命题，最终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份历史性文件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78年他起草了新时期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除了主张“彻底改革”、“从根本上来揭露过去管理制度的缺点”，主要强调 “扩大企业的机动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所以他既倡导企业改革，也强调价格改革。他清楚地知道，在价格体系紊乱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指标并不能反映效率。

搜狐智库：当年有报道中称薛暮桥在山东创造了“货币奇迹”，他是如何实现这一奇迹的？当时的做法对现在面对通货膨胀有何借鉴意义？

范世涛：抗战时期，国统区和根据地、沦陷区都面临税源不足、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发行救国公债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随着战局展开，公债也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这种条件下财政从银行透支就成为普遍操作。而透支发行的结果就是恶性通胀。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通货膨胀。

薛暮桥1943年到山东根据地。当时法币已经严重贬值，而贬值过程还在继续。如果继续使用法币，根据地经济就不可能避免恶性通胀。当时国共合作并没有完全破裂，但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采取了坚决措施排挤法币，建立了根据地货币的垄断地位。沦陷区还有伪币“银联券”，当然也采用坚决排挤的原则。所以薛暮桥主持山东货币战第一步，是建立根据地货币的垄断地位。这个阶段大量采用行政手段。但如果人们并不欢迎根据地货币，这种垄断地位就难以持续下去。

薛暮桥货币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良币驱逐劣币。在他看来，在货币战中币值稳定的货币会战胜币值不稳定的货币。而币值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下的货币超发。他采取各种方法控制货币供给数量。既然财源不足是被动的货币超发原因，他就采取各种措施开源节流。货币战与有效的财政措施相辅相成。所以薛暮桥主持山东货币战的时候，是在工商局的任上。因为要建立烧酒、海盐的专卖制度，通过开源节流而不是直接的货币发行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

搜狐智库：薛暮桥关心货币问题。谈到货币人们首先想到银行。一个自然想到的问题是薛暮桥是不是也在中国银行体制方面发挥过建设性作用？

范世涛：是的。除了抗战时期主持货币战，薛暮桥还起草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和石家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总结报告，这两份报告是中央确立统一货币、统一财经战略的主要文件。他直接参与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政策设计。

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都发行自己的货币，解放战争初期这种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人民币呢？这是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要跨区域作战，复杂的货币制度和汇兑关系对战局非常不利。所以当时有统一货币的内在动力。但怎样从多种货币变成一种货币呢？这里的关键是建立不同地区货币之间可持续的固定汇率。

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固定汇率？这时就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央财经经济部主要任务是要协调各地的财政支出标准，控制各地的货币发行速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固定汇率，这已经接近一个货币发行中心了。在固定汇率基础上，1948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这就从多货币中心变成一个货币中心了。从多种货币到一种货币的设计原则、实施步骤与薛暮桥密切相关。

薛暮桥对银行制度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化。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但中国人民银行长期既承担信贷业务，又从事中央银行业务，这样就出现利益冲突。

古托夫斯基1981年应薛暮桥访问中国时，建议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要分开，中央银行聚焦于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薛暮桥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和好友徐雪寒1983年设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化方案。这个方案的难点不是原则，而是得到各银行的支持。他们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始争吵很厉害，后来背靠背开会，大家求同存异，逐渐达成共识。

所以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剥离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则承担中央银行职责。这轮改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还有商业银行业务，所以1993年后又进行过一轮改革。但薛暮桥是新中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先驱。这一轮改革催生了中国工商银行。

搜狐智库：薛暮桥的改革方案与这种苏联东欧改革模式有何不同？

范世涛：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苏东国家已经改革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成败经验。中国当年就有广泛的报道和研究，但是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做法是禁区而不是吸收借鉴对象。1978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苏联东欧改革经验就不再是禁区，而是中国改革国际经验来源了。其中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

薛暮桥和同事廖季立1980年主持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前，都学习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经验。这份初步意见1980年年9月提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文件开头第一句话是薛暮桥亲笔所写，这句话是这样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

这句话除了明确的市场取向，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采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改革战略。这大体上也是中国改革采取的所有制改革战略。这个战略和“休克疗法”是不同的。

“休克疗法”通过认股权证一类办法快速私有化，用这种方法建立私有产权的经济体普遍出现负增长。有的经济体休克之后缓过来了，如波兰；有的经济体则在休克之后又有休克，增长表现并不好，如俄罗斯。所以“休克疗法”的效果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改革战略侧重做加法，过去个体户不允许创业，现在采取鼓励政策；私营经济过去被看作“剥削”，现在也承认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产权模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被统计在公有制部门。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八九十年代发挥了经济增长极作用，而中国经济始终没有出现负增长。有的经济学家称这一改革战略为“增量改革战略”，也有的经济学家称为“改革的有机发展战略”。这和薛暮桥、廖季立当年的方案是有关系的。

搜狐智库：薛暮桥创办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招揽了很多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家的人才培养方面有何特点？

范世涛：薛暮桥年轻时代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新四军的教育与训练工作卓有成效，晚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创始成员。但他并没有指导过研究生，也不太在乎学位和学历问题。他自己就是初中生嘛！

不过薛老晚年在发掘和使用人才方面倒是比较独到。他创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决策咨询机构，旨在通过经济研究中心的形式，把各部委、社会科学院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研究所组织起来，服务国家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远性决策。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本身人并不多，专职人员很少，大量使用借调人员。借助这样一个小中心、大网络的结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可以吸收各个方面的意见。这个组织模式也被稍后成立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等机构模仿。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薛暮桥担任总干事。他聘请的往往是经历曲折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徐雪寒担任中心的常务干事。

艾德勒（Solomon Adl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来华工作，在美国麦卡锡时代呼之欲出的时候，他到剑桥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薛老领导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时，聘请艾德勒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顾问。

这种发掘老人的工作方式带来一个问题，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年龄结构太大。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吴敬琏老师从美国回来后，由马洪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结果薛暮桥跟马洪打招呼，又把吴敬琏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改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时间不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薛小和老师曾经问过她的父亲，为什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用很多老人，而不是多用年轻人。薛老回答，因为他们没有利益上的关联。所以薛暮桥在使用和招揽人才时，非常注重利益中性。他希望同事们不是因为权力、名声、地位而提出决策建议。他采用这种方式确实发掘和团结了一批资深经济学家，他们在晚年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1984年5月5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在中南海紫光阁合影，左起徐雪寒、吴俊扬、马洪、薛暮桥、周太和、马宾、季崇威

搜狐智库：薛暮桥创造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的概念。您觉得他为什么有出色的语言技巧？

范世涛：创立有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方式。这个过程包含语言技巧，但主要不是语言问题，主要是社会科学思考在起作用。

从方法论上说，薛暮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工作的宗旨是马克思所谓的“改造世界”，或者说怎样让世界变得更好。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了解世界，所以他认真调查研究，要睁眼看世界。改造世界还需要有未来愿景和想象。他提出新概念时，也是为这个由此及彼的改进服务的。

更具体地说，薛暮桥的概念和语言和政策实践有关。他的概念创新都针对现实，是建构未来的工具。这种思考方式并不限于薛暮桥，他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中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