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系列论丛之三十四）

岸柳成行

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是个老掉牙的问题，或者说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但当我仔细翻阅已有文献发现这些几乎雷同的解释其目标也只有一个：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成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据。本集用新的分析框架分析这个老问题，想必读者看了之后会有新的认知。

1.资本主义发展的简要回望

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一概念可以说明问题：“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力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式、通过利用大量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 [美]斯塔夫阿诺.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3.）

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萌芽状态，这在历史上是有定论的，争议在于萌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什么地点产生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长途贸易当中，遍及两河流域、地中海东部、丝绸之路和横跨印度洋的东西方贸易大道。自负盈亏的个体商人是长途贸易活动的主导者，他们普遍与权贵关系密切，还经常与其他商人结成联盟。商人之间的合作一般以共同的种族、籍贯和宗教信仰为基础，跨越地域。他们追求利润、富于勇气、充满活力，也不乏应对巨大风险和竞争的心理准备。”（[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徐庆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27）

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西汉。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比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早了1700多年。

在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5世纪），大城市中的经济货币化和常用物品的商品化达到了很高水平，贩运粮食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十分繁荣，大型庄园为追求市场盈利而生产，土地买卖和租赁之类的交易以合同和精密核算为基础。雇工人数不在少数，其中部分工人拥有自由权。（[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徐庆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29页）

上述事实与对资本主义的概念相符合。只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与参天大树经历了曲折的磨难时期。

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1000年间被称为欧洲中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是欧洲中世纪的最后200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遭遇到了天灾人祸。饥荒、瘟疫、战争和革命在欧洲各地连绵不断，这些灾难带来了人口下降，经济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的后果。

尽管欧洲遭受两个世纪的天灾人祸，但资本主义萌芽还在顽强成长并且其性状及环境都有优化的表现。在这动荡不安的两个世纪里，低地国家的城市发展了。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已成为北欧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当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商人成长起来竟使意大利的行商相形见绌。（[美]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6.98.）

这一迹象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心由地中海向北欧转移。

十六世纪是资本主义扩张时期。这一时期天灾比过去两个世纪大大减少，人口出现增长，即使出现新危机，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加以调整和适应，甚至能够继续保持内涵性和外延性增长。

到十七世纪末叶，荷兰和英国的优胜者地位明显。1500年之后的300年里，资本主义萌芽明显地发展了，经历了由小草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由商业跨入了生产领域，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变得友好了。在这个被欧洲人视为近代早期的阶段，西欧地区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同时，全球各地的资本主义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俗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互为条件。（[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徐庆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29页）

“萌芽”“ 参天大树”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由长途贩运、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轨迹是其路程描述。

路径依赖

2.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走什么样的道路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占统治地位那个集团及其代理人的选择。如果让人民选择他们根本不会选择资本主义，如果让人民投票来分配富人的财产肯定能通过。资本主义之所以成气候，恰是因为国家在背后支持。十六世纪初，在英国，当新生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地主发生矛盾时，英国王室选择了支持前者，并用金钱赎买了封建特权，使得资本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英国也由此迅速走上了兴盛之路。“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既是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320页）

早期文献对这些制度论述比较分散也缺乏内在逻辑联系，到科斯和诺思集大成者把这些制度进行归纳的提炼，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诺思在总结资本主义成功经验时指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 ”（①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这些制度包括私有财产制度、契约制度、信用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实施都必须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才有效。

西方世界的兴起证明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激发全社会成员创造活力的源泉。产权是个人对他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的权利，包括使用权、从使用中引出的收益权、排他性权利和交换权。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从中获得收益，而产权是人们参与收入分配的一个依据或凭证；如果产权的运行能给其所有者带来更多收益时，就意味着产权的确立产生了激励。可见，产权制度是为要素所有者提供保护和激励而设计的。

在这里，创造成果能否得到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横渡大西洋和国际贸易，航海者们需要测定船只的精确位置，但测定经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班牙菲利浦二世最初悬赏1000克朗征求这种计时器。荷兰把它提高到10万弗洛林，而英国最后则愿意拿1万至2万英镑的赏金。最后，哈里森得了奖。为了把这种激励制度化，英国于1624年出台了一部专利法即《独占法》。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励机制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确立起来。没有这种激励机制就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拿个人的财产去冒险。

在内部资本主义有鼓励生产和创新的制度，在外部有实行掠夺的制度，二者并行不悖去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尤其是明清两代都是软怂货，“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的性格”。（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338页）

争奇斗艳

3.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上述条件

⑴中国不具备走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我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灭亡的2132年其所遵循的思想政治基础没有哪一个是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绿灯的。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要的是“统一思想”，不是百家争鸣。此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创制出有利于发展的思想。其结果是：“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和儒教帝国的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的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结果出现了充满活力的、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现代文明，它与欧亚大陆其余地区乃至全球其余地区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别，从而开始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以加速度持续到今天，并决定着现代历史进程。”（ [美]斯塔夫阿诺.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下卷）[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1.）

此外，以农为本、极权统治、等级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这些都是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武器。

现在的一些主流媒体大肆宣扬传统的“优秀”文化，让儿童、成年人去背诗词、骈文之类的“精华”，康正之类的小文人成为电视明星，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群情激昂。这都是在误导青少年，浪费青春，浪费时间，美化腐败的历史。

⑵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创制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摆脱中世纪的许多羁伴，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而明清两朝的543年间并没有创制出类似西方世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契约制度信用制度，特别是现代金融制度付之阙如，仍然持续着积贫积弱的朝代更替和轮回。致使中国成为一个长期停滞不前的社会。

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发展的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

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家的贫困程度。”（[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 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65.）

斯密以中国劳动工资的低廉和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来断定中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使我们当代人不得不佩服其光辉思想的穿透力。值得一提的是，斯密指出的中国处于退步状态正是中国的所谓“康乾盛世”。

⑶路径依赖是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路径依赖意味着现在的选择要受从过去积累而成的制度传统的约束。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但就人类就社会发展进程中制度变迁或的演化一类现象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的约束。（[美]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

一旦一条发展方式沿着特定的具体路径行进时，它的运行系统所产生的外部性、组织进行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类型就会自我强化这一进程，并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是产生乘数均衡，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方式，而行为方式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二是正反馈效应，即这条发展路径选择被其他人采纳时，将会创造出向外扩张的正外部效应，沿着既定的路径，政治制度经济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经济保持增长的势头；三是锁定状态，表现为一条选择或行为路径一旦生成就很难退出，另求其他解决方案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只可以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制度运行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下，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路径依赖表现为锁定状态。统治中国2132年的儒教是这种锁定状态的罪魁祸首。“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这是一个在文化和学术上保持原状和稳定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很少发生变化；但是当变化威胁现状时，国家就会介入，以恢复秩序。正是这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伦理的统一与成熟以及安全感和优越感使得中国厌恶外来知识与方法，即使有用者也不例外”。（[美]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英国沿着女王伊丽莎白的路径走上繁荣发展之路，中国女皇武则天、慈禧没有率领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太后反而被联军所迫仓促出逃。这样腐败的政府何谈殖民主义，何谈对外掠夺？得到的只是割地赔款!

此外，中国的当时腐败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为了不败而闭关锁国是其苟延残喘的国策。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

由此可见，腐败的政府是没有能力率领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在合适的气候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