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为什么是“大师”，而其他管理学者最多只能算是“专家”

我们要了解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尤其是不在同一时空的人，就只能通过他的文字作品和他的社会事迹。而面对彼得·德鲁克这样一个人来说，更多地是要去体会他的代表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思。

在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最难被透彻理解的恐怕就要属于他的前两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和《工业人的未来》，因为它们都不是微观层面的管理学理论与技能方法论的教授，《经济人的末日》是一本论述政治领域的书，《工业人的未来》是一本有关社会经济领域的书，而正是这两本书搭起了德鲁克一生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指导框架和方向。

《经济人的末日》，起笔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月，时年德鲁克不到24周岁，1937年德鲁克移民到了美国，此书随后于1939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时年德鲁克不到30周岁。他在本书中解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源于旧秩序（以“经济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崩溃之后和新秩序（以“非经济人”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成功建立起来之前这段时期里世界人民的艰难困苦和世界各国政权社会管理失效所引发的无所适从，这就给了“恶魔”力量乘虚而入的机会。极权主义宣称可以赶走一切痛苦，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所有邪恶最初都会以救世主的姿态面世，但总归难以掩盖邪恶的本质。德鲁克成功预言了纳粹政权必然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但这并不是希特勒个人之罪，而是人类社会整体陷入彷徨的结果，这深层原因并不是道德之战，而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需要重塑。

《工业人的未来》是德鲁克一生中的第二本著作，此书成书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首次出版于1942年初，时年德鲁克才不过33岁。他在此书中成功预言了德国必然失败，美国必然会参战，而且战后世界秩序一定是由美国来主导。而他预言美国参战的理由绝不是道义或权力欲望，而是因为人类经济规律发展所致。他预言美国主导世界的理由绝不是美国大发了战争财，而是因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了能把人快速组织起来的最先进最高效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国家，唯有当时美国能够组织企业履行“社会功能”，同时赋予公民以积极且稳定发展的“社会身份”。

对于一个不到30岁的毛头小伙竟敢做如此精微的分析，无论得出什么结论，当时当然是没人会相信的。美国到底要不要参战，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会议员们都还拿不定主意，他竟敢言之凿凿下此论断。但最后的世界局势的发展态势确如德鲁克本人分析的那样，这就不得不让世人震惊和佩服了。看来万事万物背后必然还有更精深的规律在主导，而这些规律早就被年轻时代的德鲁克所洞察和熟练掌握了。

而随后几十年的现代管理学研究只不过是德鲁克在“落实”他的人生使命与愿景的具体措施而已。他的使命和愿景并不是只关乎他自己的幸福或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发展，而是全人类的有序良性发展。在这一高度上，他与中国儒家“世界大同”的主张殊途同归了！他没有因自己的犹太血统和美国国籍，就对自己熟悉的文化种类进行大肆鼓吹，也没有对其他种族和民族文化进行诋毁和排斥，他没有把自己种族和民族的狭隘价值观强加于人，他以博爱的心胸精微细致地向全世界企业家和管理者们传递着自己的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就这一出发点上，世界其他任何管理学大师或专家教授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从《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开始，彼得·德鲁克就正式把目标投向了管理界，并开创了现代管理学。他认为企业组织和知识型员工才是世界的未来，只有让所有的企业和知识型员工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安其位，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员工拥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身份”，人类社会才不会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而这依赖于全世界的企业管理者们能否拥有这种博雅艺术的管理实践能力。

德鲁克说：管理是一门真正的博雅艺术。管理做得好，不仅要“博”，还要“雅”，更重要的是要博雅的恰到好处，恰如其人，恰如其时，不欠火候，也不过分作为。而《礼记·中庸》中也说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今管理者素质的经典概括。彼得·德鲁克在这一点上再次与中国贤哲们不谋而合了。

德鲁克从始至终都在考虑“如何避免人类再次走向极权主义”这样的问题，所有的思考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也以此为落脚点。德鲁克一生都笔耕不辍，著书共计39本，无一不是这样的“一以贯之”。仅这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治学精神，当今全世界的管理学界又有几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呢？“大师”不是随便叫的，但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大师”绝对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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