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信用秩序、制度依赖性与绿色经济效率

文章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运用空间计量法和准自然实验探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制度依赖性。研究表明：

（1）“逐底竞争”和“竞相向上”非对称性并存是我国信用秩序空间互动的主要形式。

（2）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双重非线性影响，公共信用秩序、市场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

（3）信用秩序的建立具有制度依赖性，地方法规和信用示范政策是信用秩序建立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制度载体。

一、引言

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针对绿色发展出现的严峻失信问题，国家通过环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对信用秩序的建立和强化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理论上，信用秩序通过影响微观企业的经营决策有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施加作用。

一方面，信用秩序的强化有可能倒逼企业适应更高环境约束指标，以科技创新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囿于转型难度和受制于被纳入环境领域严重失信名单受到联合惩戒的威慑，企业偏向选择迁址到信用秩序程度较低地区，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Wu等（2017）基于中国经验研究支持该假说，指出由于区域间环境信用规制存在差异，污染型企业具有“东部—中部—西部”依次迁移的趋势。

Porter和Linde（1995）提出强化信用秩序有可能促进企业通过创新抵消规制成本，即存在波特效应，这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信用制度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多次博弈情境下的个人选择、预期、偏好因其他人的一致性集体反应而改变或形成。

实际上，信用秩序的强化过程实质为信用制度供给过程，即信用秩序构建具有制度依赖性特征，建立包括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匹配框架，以环保信用监管为契机强化信用秩序有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这对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信用体系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索。从研究路径上看，本文基于演化视角阐述信用秩序构建的理论逻辑，运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应用空间计量法讨论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而以法规及政策出台的准自然实验探讨信用秩序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制度依赖性问题。

二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计

2.1.1 信用秩序空间互动模型

本文参考Konisky（2007）的方法，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地区间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情况，具体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式（1）和式（2）旨在研究不同地区间信用秩序互动形成的关系，由于政策出发点和实际执行层面存在差异，不同省份信用秩序的互动主要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这两种形式。其中，i 、t 分别表示区域、时间，credit it表示区域 i 在时间 t 的信用秩序，

表示除区域i之外的区域在时间t信用秩序的加权平均和，在当期数值大于滞后一期数值时，D it取1，否则 D it取0；当 credit it大于

时，I it取1，否则 I it取0。ω、 X it、ςi 、ςt和ε分别表示空间权重、控制变量、区域层面固定效应、时间层面固定效应和误差项，θ 表示控制变量系数。在式（1）中，相邻区域信用秩序程度在高于、低于上年度情况下，本区域信用秩序程度反应系数分别为 λ 1 、λ 2；在式（2）中，在本区域信用秩序程度高于、低于相邻区域情况下，本区域信用秩序程度反应系数分别为 λ 1、λ 2。当 λ 1>0且 λ 2不显著异于0时，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呈现单侧“逐底竞赛”形式；当 λ 2>0且 λ 1不显著异于0时，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呈现单侧“竞相向上”形式；当 λ 1>0和 λ 2>0均满足时，信用秩序空间互动表现为“逐底竞赛”与“竞相向上”并存的非对称形式。

2.1.2 信用秩序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模型

在对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形式进行检验之后，考虑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信用秩序对区域绿色发展很可能具有非线性影响。鉴于此，本文引入信用秩序的二次项建立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基准模型：

其中，gtfp it表示绿色经济效率； credit it表示信用秩序，分别用公共信用秩序（pco）和市场信用秩序（mco）进行具体测度；β、φ 分别代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α i、α t分别表示地区、时间固定效应，Z it表示控制变量，γ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拓展，地区发展愈加受到外源因素影响，叠加路径依赖效应，区域异质性不断强化。本文运用OpenGeoda软件对空间关联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绿色经济效率全局单变量莫兰指数为0.039，与公共信用秩序（pco）和市场信用秩序（mco）的全局双变量莫兰指数分别为0.032和0.021，证实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根据差异化冲击，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和SEM（空间误差模型）探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SLM的方程式为：

其中，ρ 代表空间回归系数，表示邻近地区信用秩序观测值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σ表示标准差；W代表空间权重，用于测度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邻接情况，分别选取Queen型（W 1）、Rook型（W 2）和地理距离（W 3）三种不同权重。其中，Queen型（W 1）表示共边或共点为邻接；Rook型（W 2）表示共边为邻接；地理距离（W 3）表示基于距离（Dis-tance）关系的空间权重。运用空间统计分析软件 Open-GeoDa设定门槛距离（Threshold Distance）对W 3开展分析。

SEM表达式可表述为：

其中，τ 代表空间误差系数，用于测度邻接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情况。相较于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误差项上，表示邻接区域信用秩序误差冲击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μ代表正态分布形式的随机误差项。

2.1.3 制度依赖性检验模型

作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两种典型形式，地方性信用法规和国家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政策这两种制度对推动构建信用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市场信用秩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法规和政策两种制度实践纳入模型进行准自然实验，以进一步讨论信用秩序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制度依赖性问题，构建如模型下：

其中，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分别代表基准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法规，非法规）和（政策，非政策）是模型中的虚拟变量 DID ，分别通过2015—2019年省级层面是否出台社会信用体系法规依据和省域范围内是否存在国家信用示范城市进行表征，数据主要通过对各省份、各城市政府公共网站的检索和汇总得到。

2.2 变量与数据说明

（1）信用秩序

国内外学者关于地区信用的评价模型包括Credit risk Metrics、KMV和期权定价等，评价对象主要包括企业和中观产业，但缺乏对区域信用秩序（credit）较为成熟的测度手段。本文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信用指数对各省份公共信用秩序（pco）状况开展测度，研究区间为 2015—2019 年；同时，借鉴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对社会主导的市场信用秩序（mco）进行衡量，研究区间同样为 2015—2019 年，与公共信用秩序（pco）时间保持一致。由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信用指数和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均是对设区市进行评价，为便于分析，采用各省份设区市信用指数的平均值表征省域信用状况。

（2）绿色经济效率

本文借鉴 Oh（2010）的研究思路，使用 SBM 模型的GML 指数测算绿色经济效率。选择的投入指标包括：

①资本投入。选取城市物质资本存量进行衡量。由于缺少对应统计指标，因此使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其中的折旧率设定为10.96%。

②劳动力投入。选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作为劳动力的衡量指标。

③资源能源投入。选择供水总量和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作为资源和能源投入的衡量指标。

④期望产出。将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作为期望产出的主要指标，分别选择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上述两个指标的代理变量。

⑤非期望产出。选择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PM2.5浓度作为各省份经济发展过程中污染情况的衡量指标。

（3）地区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Li和Lin（2017）的研究，在模型中分别选取经济发展程度（pgdp ）、对外开放程度（fdi ）、地区产业结构（ins ）、环境规制（evr ）、所有制结构（o s）、政府干预程度（gov ）、基础设施（infra ）、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labor ）、科技创新水平（teci ）、知识溢出效应（knos ）一系列控制变量开展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制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因素。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绿色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特殊国情下，政府干预程度、环境规制能够对绿色经济效率施加明显作用。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可知，地区对外经贸联系和产业结构情况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科技创新及溢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降低了外生交易费用，劳动力市场分工激励提高生产效率，以上因素均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直接影响。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研究区间为2015—2019年。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三、实证分析

3.1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形式

本文检验了区域之间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列（1）至列（6）和列（7）至列（12）分别对应式（1）和式（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Queen型（W 1）、Rook型（W 2）和地理距离（W 3）三种不同权重下，空间相邻地区信用秩序无论是时间序列比较抑或与本地区直接比较，本地信用秩序的反应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总体为正。这证实了信用秩序空间互动形式为“竞相向上”与“逐底竞争”非对称性并存，与Konisky（2007）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锦标赛”猜想具有一定偏差。在Rook型（W 2）权重下，公共信用秩序（pco）与市场信用秩序（mco）空间互动形式出现分化，前者“逐底竞赛”特征明显但尚未发现“竞相向上”证据，后者“竞相向上”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逐底竞赛”特征不突出。

3.2信用秩序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计量估计

对地区间信用秩序开展空间互动形式检验之后，本文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研究信用秩序（credit）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情况，空间计量估计结果见表3。列（1）至列（3）和列（4）至列（6）分别选取公共信用秩序和市场信用秩序作为测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的代理指标。

综合比较Log-likelihood、AIC及SC的结果可知，列（3）和列（6）拟合程度最优。公共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市场信用秩序则与绿色经济效率呈“U”型关系。

这证实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credit）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作为全局性市场体系改革实践，强化信用秩序对推动绿色生产从弱向强切换具有重要价值。从公共信用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发挥正向联合激励和反向联合惩戒作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促进组织创新和良序竞争，提高绿色经济效率。但如果信用跨越法律这一临界点，出现诸如信用泛化和惩戒过当等现象，则必然会给长久以来社会广泛认同的法治观念带来混乱。

从市场信用角度看，相较于具有更高规范度的公共信用，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市场信用秩序更多受声誉、道德等非正式约束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不利于企业持续健康运转，并可能降低资源利用率和增加污染排放，不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而在绿色金融机制设计下，正规金融信贷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但是达到一定贷款规模之后，在法定存款准备金、吸收存款等因素制约下，进行正规金融信贷的难度陡增；作为正规金融信贷之外的重要后备资金渠道，市场信用秩序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凸显，在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中承担重要角色。

3.3信用秩序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制度依赖性讨论

表4中列（1）至列（3）和列（4）至列（6）分别报告了法规与政策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综合比较后本文选择列（3）和列（6）进行讨论。在准自然实验中，加入法规和政策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二次项系数分别为-0.021和0.302，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这也证实了社会信用体系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制度依赖性猜想。与基准模型相比，交互项credit 2×（政策，非政策）与 credit 2×（法规，非法规）的系数降低（0.860到0.302）甚至出现反转（0.860到-0.021）。这表明 随着信用制度供给强化过程的加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处于从自发信用秩序向制度信用秩序转变的关键时期，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是总体趋势。

3.4稳健性检验

对空间计量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思路分为两种：一是采用工具变量法（IVM）。Allen等（2005）认为宗族影响下的社会网络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但是宗族文化（Clan_level）与信用秩序关系不大，可以将其作为信用秩序的一个代理变量纳入研究，度量指标是每百万人拥有的宗祠数，数据通过百度检索得到。此外，省域范围是否存在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这种历史因素，很可能对信用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在开放区设立的初期，这种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可相对忽略不计。

所以本文选取省域是否存在开放先行地区（city_1978）作为衡量信用秩序的另一个工具变量，若存在则“city_1978”取1，否则取0。结合两个工具变量，以市场信用秩序为被解释变量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见下页表5中列（1）至列（3），根据指标判断选择列（3）开展分析，结果与上文分析一致。二是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开展2SLS回归，以消除内生性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中列（4）至列（6）。综合比较后本文选择列（6）进行讨论，研究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

由此可知，信用秩序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和信用示范政策这两类制度载体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差异化的非线性影响。从公共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市场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U”型关系，这与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结论相符。此外，所有制结构、科技创新水平、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并无较大变化。上述估计结果说明本文结论总体上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并讨论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制度依赖性问题。研究发现：

（1）“逐底竞争”与“竞相向上”非对称性并存是我国信用秩序空间互动的典型特征，公共信用秩序“逐底竞赛”特征显著但“竞相向上”不突出，市场信用秩序“竞相向上”明显但是缺乏“逐底竞赛”证据。

（2）作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特征，信用秩序强化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双重非线性影响。公共信用秩序、市场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

（3）信用秩序通过地方性信用法规和国家信用示范政策等制度载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不同层次制度及制度演化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力度。

4.2 建议

一是构建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信用体系。深化“放改服”改革，不断破除制度扭曲，创新供给绿色信用制度，完善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实施机制在内的复合制度体系。合理界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边界，健全信用红黑名单管理机制和失信约束惩戒机制，依法建章立制和实施信用联合奖惩。

二是健全市场信用与公共信用协同融合互促的长效机制。努力破除制约绿色金融长期发展的既有利益阻碍和制度偏移，从博弈角度加强环境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共识，强调声誉机制对构建信用秩序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潜在作用。

三是强化信用规范性监管与内生性激励，重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互动演化。通过不同维度制度补位，降低绿色信用制度变迁成本。以激励相容原则优化地区间绿色信用治理结构及机制，强化跨地有效治理与合作共治，实现“1+1>2”的制度协同效应。以社会机制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推动绿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源点注：本文作者陈海盛、沈满洪、应瑛(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省信用中心；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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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源点小王

校稿：顺顺

来源：源点credit、《统计与决策》